晚上回来的时候，公车上来两个4岁左右大的小女孩和小男孩。他们牵着手上车，但因为车上人太多，他们被迫要分开站着。后来小女孩就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但她却不停地回头往男孩站的方向看去，那清澈的眼神让人既羡慕又心疼。羡慕是为那份纯真无暇的情感，心疼是为那终有一天她会感受到的痛苦。不得不承认，只为喜欢而牵手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让自己保持一颗纯净透明的心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看到他们下车后拉着手快乐的样子，我在想：”亲爱的，即使有一天我会老去，我也希望能如孩子般爱你……“

与几位好友们有一个共识：大家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 很精彩的人”。大家以这个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成为朋友，是否应该长期交往。这里的“有意思”，用英语说就是—Interesting，不过这个词的内涵远远不只是“有意思”。

所谓有意思的人，应该是代表某种思想，某种判断，某种激情的人，这个人应该是聪明的，可爱的，有趣的。他/她可以是老师，学生，商人，政客，军人，出租司机 或任何职业。这个人独特的经历造就着他/她的丰富。每次你和他/她在一起的时候，都能得到一些新的想法和角度。也许是你和他/她截然相反的观点能碰撞出一 些火花，也许是被他/她的幽默启发出了那么一点儿灵感。

在耶鲁读书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也是一个在美国，特别是知识阶层很多人都认同的一个标准或说法。反过来的说法你一定听过，批评一个人最恨的一句就是：你这个人真没意思／无聊。(You are so boring！)

不 光朋友之间，男女之间我以为也是这样。当年采访克林顿的时候，觉得他说得很多话都和他那本自传一样，有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嫌疑。但有一句我敢断定是真心话。 当我问及他和希拉里的关系时，他说 “After all these years, we are still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each other.”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对彼此仍然还非常感兴趣）

男女之间，韶华总会溜走，激情总会变淡，最终能维持两个人一路走下去的，还是要看彼此对对方的兴趣。对方人性/智慧/经历使然的魅力，才会让你多少年后面对白发+皱纹的他/她，依然会有怦然心动感觉。

人与人是这样，对事情的判断也许也应该是这样。

耶鲁法学院有几个即将拿到法学博士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准备一毕业就到中国来生活两年，学习中文，了解文化，也许再工作点儿什么挣点儿钱再四处游历一下。以他们的学历在纽约华盛顿找一个年薪十几万美金的工作易如反掌，为什么偏偏要做这样的选择呢？

他们的回答非常简单：“中国现在这么让世界关注，到中国生活两年，学会中文，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我说那你不挣那几十万美金的高年薪了？回答是:：“钱，以后有的是机会挣，趁年轻的时候，要让自己高高兴兴的做一些最有意思的事”。

他们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在他们的同龄人中很普遍。同样是耶鲁法学院毕业的克林顿当年也是选择跑到英国去连读书带玩了一两年。

而 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呢？似乎不少是大学一毕业就攒钱找父母要钱借钱买房子，然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敢冒险小心谨慎天天想着供房供车的人，成就了几个富豪榜上 的地产商，却失去了年轻人该有的朝气和勇气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机会和可能性。在发达国家，几乎没有大学一毕业就买房的情况，一般都是到了三四十岁事业有成之 后才会考虑买房子这事。我们是还不够自信，还是太缺少安全感了？

要不然就是胆子特别大的，被媒体上天天热炒的暴富明星们弄得浑身发热，蠢蠢欲动，一毕业就要“创业”，咬牙切齿要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陈天桥。

当然，地产蒸蒸日上，年轻人疯狂创业，中国的GDP也跟着涨几个点。但这几个点的机会成本是：我们少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中国人，有意思的事也会变得越来越少。我们本来可以更和谐的社会也就多了很多遗憾。

我在澳大利亚有一对朋友，去年75岁的丈夫，给71岁妻子的圣诞礼物是一辆二手本地产的敞篷跑车。我们去他们家串门，做了一辈子护士的老太太 迫不及待地打开车房，让我们欣赏她那辆有款有形的黑色大玩具。她兴奋地说：现在孙子们特别愿意来，第一件事就是让奶奶带他们兜风。带着大墨镜、太阳帽的奶 奶就把音响开得震天响，轮番带着孙子们满街跑。我问老头：“怎么想起买这么个礼物？”老头说：“今年圣诞前，我问她想要什么？她说要跑车。我去车行转，正 好有这辆，就给她买来了。”我说：“你先生一定特别爱你，你真幸福!”老太太冲我俏皮地哼了一声，不置可否。她那位做了一辈子银行经理、老实巴交的先生好 像有点内疚似地跟我说：“她从18岁时就想拥有一辆跑车。结婚后我们连生四个孩子，再加上股票投资失败，直到现在才有能力圆她这个梦！”原来老太太年轻时 是个美人，又出生在伦敦一户有钱人家，18岁时被这个曾当过飞行员的小伙子迷住，冒着家庭的反对跟他跑到非洲，之后又移民到澳大利亚，过了一辈子紧紧巴巴 的中产阶级生活。我问老太太：“你这一辈子是不是特有意思？”老太太眼神愣了一下，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有什么意思？这就是生活。但，现在我觉得很有意 思。”

可不是吗，即使是看惯了特立独行的澳大利亚人，也感到她现在挺有意思的。

其实，活得是否有意思还有文化因素，让一种人感到有意思的人生，在另一种人看来可能稀松平常。

我们家邻居是一个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人。他今年68岁，除了爱好板球和澳洲足球外，还能盖房子，木工、电工、水暖管道、室内装修、泥水瓦匠活儿样样精 通。精通到什么水平？他可以一个人独立盖一幢400平米的两层楼，也就是中国人眼中的真正别墅。他35岁之前是个邮局职员，年轻时为了发挥他的业余爱好， 罄尽积蓄买了一块50亩的土地，他用了5年，自己动手盖了他一生中的第一座房子。可是房子盖好后，老婆跟别人跑了，给他留下三个孩子，不仅如此，这个房子 也归前妻了。于是，他辞了邮局的工作，在属于他的另外一半土地上，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再盖房子。这次用了8年盖了一座400平米的别墅。他靠什么生活？靠 给别人打零工。街坊邻居有活首先就找他，因为他的价钱便宜。为什么便宜？因为虽然他什么都能干，而且干得非常好，可是他什么施工执照都没有，完全是 DIY（自己动手做）成才。当然，他只收现金，因此不需要缴税，收入也不少。我问他：“像你这样那么年轻就没有正式职业的澳洲人多不多？”他说：“我怎么 没有职业？我是一个builder，只不过是一个不被官僚们认可的builder，但是，市场和我自己承认我的职业！要知道大多数澳洲人，一辈子也就挣一 套房子，我可是挣两套房子。为什么，除了我努力之外，我自己给自己盖房子，没有工资也不用缴税，也不用承担那些高昂的学徒成本和监管费用。但是千万不要以 为我占了别人的便宜，我虽不缴税，但也没领过救济金。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们是自己雇用自己！”

写到这里，说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人，还 没有接触到文章的主题——怎么才能做一个有意思的人。正当我文思不畅时，一个在墨尔本大学学建筑的中国小伙子来我家，他看到了这篇半成品，他说：“叔叔， 我想补充一点，不知对不对？我觉得坏人好像比好人都有意思。比如说年轻人找朋友，都想找那些有点放荡不羁、我行我素、敢于突破道德界限的人。”我说：“你是说你想找一个跟谁都随便睡觉的女孩？”小伙子说：“当然不是，找朋友的标准和找结婚的标准是不同的！你们这代人，怎么把什么事都混到一起？”这小子毫不客气地给我上了一堂课。我有点不甘心，我说：坏人无非是人群中的少数，少数自然会吸引眼球，这同他们是否有意思没有关系。他说：“不对，好人也是人群中的 少数，可是为什么大家更注意看那些坏人的事？比如黑社会、盗窃、色情、凶杀、通奸永远比雷锋做好事那类故事吸引人。”

仔细想想，可也是呀？！

文章写到这，更乱了。

我总不能说，做坏人就能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吧？

后记

完稿后我又见到了那对澳洲老夫妻。先生前一天查出前列腺癌，次日我去看他，老两口一人手里拿一杯葡萄酒正大喝呢，说：我们这个岁数的人该有事了。

“我喜爱的是： 像森林和海洋动物那样，有好大一会工夫茫然自失，在轻轻的迷误之中蹲着沉思，最后从遥远之处唤回自己，把自己引诱到自己这里。”——by尼采

前一阵子看完陈丹青的《纽约锁记》的再版，后来就在北大的一次活动里看到他，于书于人，我都是初次接触，非常喜欢，因为他身上散发着的自在之气。我自己写字也有些时日，写电影，写书，写小说，写乱七八糟的什么和什么，但唯独，我是不会去描述一副画的。因为我总觉得那是太把文字自以为是了，写东西的人，首先该知道有些东西不是你的里力量范围之内的，绘画有绘画独立的表达方式，再好的文字，去描述一副画，终究是牵强附会，永远不如让人自己去直接看画的好。 
　
　　一个画家画画，却不去写画，只描写了画画和看画的那些日子，这到也颇有几分道理。但是我还是有些吃惊他文字的好，实属难得。这样的收放自如，根本是因为画家写字，始终知道自己的主业是画画，写字无非是个副业而已，也没有人会拿他的文笔太吹毛求疵，所以心无负担，干脆就把文字这个东西放下了。这境界其实很了不得。我自己摸摸索索的写了这么多年，才最终把文字给放下了，不当回事了。结果人家一提笔就到了。看得我着实很有些郁闷。不过心里又不厚道的想，也许他画画的路上就没这么放下了，也是经过我所经过的端端放不下的苦，想到这里，心下释然，下次如果有机会再遇到陈先生做演讲，该当亲自问问。
　　
　　回到这本书，受启发良多的，是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艺术生活的。不说那些专业的艺术家极艺术评论家，只说艺术爱好者吧，实际上，很多人在这个事情上都是很有上进心的。很努力的去“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一般来说，是一向被人称赞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品质。但是当代中国人受的美学教育，一向是个怪胎（其实但凡中国的教育基本都是），我们很小的时候，艺术就被从我们的生活中割裂开了，在中国，大多数的孩子，如果不打算将来做一名画家的话，就会很少有时间去画画，看画。陈丹青说，他经常在美术馆里看到各种肤色的小朋友们像小狗一样坐了一地。有母亲推着童车里，叼着奶嘴的娃娃蹬着大眼睛看着莫奈，超级奶爸坐在巨大的油画前沉思，胸前的婴儿袋里是熟睡的小毛头。我自己去美术馆看展览，碰到一些小孩子在画画，黑的白的娃娃七七八八坐了一堆，都是小老外。中国的小孩儿在哪里？在幼儿园里学习怎么画太阳，咱么画树木。我常常在自己的身边发现一些试图接近艺术的人，我知道他们对艺术的真诚，并非是自我的标榜。但是他们是不去美术馆，不去博物馆的，他们坐在电脑前收集图片，看画册，看文字说明，看历史故事。在看画展的时候，经常碰到可笑的事情就是发现一个人在给另外一个朋友或者儿女背展品的资料，当讲解员。虽然这可能单纯的是出于一种炫耀的动机，但也有可能，它被认为是一种真诚的沟通的方式，而后者则更让我觉得无语，因为你看到人们在那么努力的去想靠近艺术的时候，却离它更远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艺术不是用头脑和理性去学来的知识，艺术是用眼睛和心去看。艺术是一种生活方式，一副伟大的作品，其实并不是要你顶礼膜拜它，而是你和它安静的呆在一间屋子里，你在做你的事情的时候，偶尔抬起头来，看它一眼，或者你一直看着它发呆，发现它，还是那么看不尽，看不够。
　　
　　这样的说法，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来北京旅行，因为我没有班需要上，没有事情需要忙，所以就到美术馆去闲逛，当时正好有一个美国画廊的巡展，其中有毕加索的两幅画，那是一个晴朗的工作日的午后，美术馆里没有人，我于是静静的坐在毕加索的《十字架上的受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看着看着，就感觉血脉喷张，心里难受得要命，于是赶紧回头去看另一幅和谐的静物画，我当时感到很惊讶，也非常好奇，于是心里舒服了之后，就又回头去看毕加索，难受了就再去看那副静物，就这么自己和自己玩了好一会。还有一次，是前年和朋友一起去看《从梵高到雷诺阿》，那一次当然没有这么好运，人山人海的展厅，耳边不断是照相机闪烁和山寨版的解说员。我好不容易挤到《圣雷米的白杨》前，不顾人潮的流向，站在那里看了好一会，看着看着，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挤出人群后，必须找到一个角落独自安静好一会，才才可以继续看下去。后来看陈丹青先生在纽约琐记里说一起看梵高五六十副作品是很需要心理承受能力，心领神会又只能无奈的向往之。
　　
　　高科技让观看更加方便，但那只是观看而已，真正伟大的作品，当你站在它的面前，会感到它的气息扑面而来，每一个伟大的画家，最终都是会将自己疯狂，愤怒，迷人的气息，凝注于笔端，凝固在画布上，当我们终于站在它的面前的时候，如果你有幸，便可以感觉到自己面对的是一颗穿越时空来到你面前的灵魂，而那一瞬间，便是永恒，无论你是国王，亦或是乞丐，在穿越沧桑的这一刻，每个人都是渺小而伟大的，我们是平等的。
　　
　　这样的相遇来之不易，冰冷的电脑屏幕可以让你观看一幅画，却无法将一幅画的气息传达。艺术不是顶礼膜拜，而是细水长流丝丝入扣的生活，是心无旁骛的闲散漫步在永恒之间，一瓶水，一块三明治，一道透过玻璃窗洒在地板上的阳光，地板上坐着信笔涂鸦着的孩子，艺术是一杯伟大的下午茶。当你开始懂得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最懂得你的人。一切在内心深处安安静静的发生，孤独至极，绚烂至极，幸福至极。就像尼采说的那样：我喜爱的是，像森林和海洋动物那样，有好大一会工夫茫然自失，在轻轻的迷误之中蹲着沉思，最后从遥远之处唤回自己，把自己引诱到自己这里。
　　
　　在北大看陈丹青和贾樟柯的访谈，他说电影拯救了贾樟柯，绘画拯救了他。于是很多孩子就拼命抓住“拯救”这给词不放，屡次提问他，谁来救救我们？我想他们理解的“救救”是说绘画帮助我成功，帮助我找到工作，帮助我赚钱吧。这是一个很无奈的误读，可是就像陈丹青不能像我们解释一幅画一样，他也不可能替代我们生活。在如此的艺术环境之下，你又怎么能够怪他们呢？所以，最终得到救赎的，也不过是那么几个人。想到这里，我突然感到自己是如此的幸运，虽然像《纽约琐记》这样的生活，我可能今生都很难体会得到了，然而写作和读书置于我，也同样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生活方式了。那么我似乎也可以说，写作拯救了我吧。在无数个与大师共近下午茶的日子里，我的心，充满感激。
　　
　　我们已经很满足，再多已是贪婪。